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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不是你的小芳,我是一个返乡的“苹果”

2016-11-13南风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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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秋的故事还在继续,或许还有着无数个云秋。

年5月份的时候,我的微信朋友圈里,李云秋把昵称改成了“小宝贝”,头像也换成了一个小婴孩的照片。当时我一点都没意识到,我印象中那个龙阳村的小女孩,居然已经是头像中那个小婴孩的妈妈了。

10月份,我先生带研究生从昆明出发,重返龙阳村做田野调查。我让他一定代我去访访云秋,看看她是否回到村里。先生到了村里当天,就找到村委会主任打听女孩的情况。没想到,一听到李云秋的名字,村主任就不住地摇头。

他说:“这个小姑娘把自己废了,长得周周正正,结果去丽江打工才一年多,回来就生娃了。那个男的我见过一次,不是什么正经人,在村里连买包烟的钱都跟别人要,现在人去哪儿都不知道了,也不敢跟李云秋她们家联系。以后云秋带着一个小孩,名声不好了,谁还会要她么,只有嫁给那种找不到媳妇的人了。你想想,在我们这里,讨不到媳妇的人会是什么正经人。”

听到云秋的近况,我心里真的是五味杂陈。

云秋生活的村落,位于我国西南地区一个较为贫苦的村落。全村一共260多户人家,人们以农业和种植业为主要经济来源,因为有一些自然资源,这些年来村里大部分人家靠捡拾野生菌可获得一部分收入。可这些无法让每个家庭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,对于大部分年轻人来说,外出打工成了最常见的选择。


云秋家是村里最困难的人家,爸爸是哑巴,智力也有障碍,干不成其他活计,倒是力气大。村里修路,他扛沙袋子,一天最多挣50块。她妈脑子有毛病,人家照顾她去干点杂活,一天就给20元,后来可怜她,一天也就给30元。奶奶去年去世了,爷爷跟他们过,都七十多了,还要去砍柴、拾菌子,挣钱贴补家用。村里人都说,云秋的家就靠年迈的爷爷支撑起来,如果她的爷爷不在(去世)了,恐怕这个家也就散了。




苦涩的年轻

2011年暑假,我第一次带学生到龙阳村做田野调查,当时住在学校建在村里的民族学调查基地里。没住下两天,就有两个小学生模样的小女孩来找我们,说是要跟大哥哥大姐姐一块玩。自打我跟她们俩天一句地一句地聊了一晚后,她们俩几乎天天晚上都会来找我玩,并且成了我们在村里的向导和翻译,乐此不疲地跟着我们走家串户。


这两个小姑娘,一个读小学四年级,另一个就是李云秋,上五年级。两个小女孩天真烂漫,每天晚上都会到村里的民族民间艺术传习馆学习,弹三弦,学霸王鞭,虽然家里日子清苦,但她们是快乐无忧的。




那次为期半个月的调查结束后,我和李云秋成了忘年交。在离开龙阳村的时候,我去村里小卖部给她们买了些文具,要她们好好读书,并留下了我的电话号码。随后一年多的时间里,我经常会接到云秋打来的电话。她每次打来的手机号码都不相同,要么蹭同学的,要么蹭她伯父家的,要么蹭其他亲戚家的。因为怕长途话费贵,我每次看到显示的电话号码,都会挂断再回拨过去。

电话那头的云秋,不管什么时候(有时是晚上十点以后了),每次跟我说的第一句话都是,“阿姨,你吃饭了吗?”,第二句话一定是“阿姨,你在哪里闲起(玩)?”然后,我们总是随意地瞎聊。那个时候,和云秋在电话里聊天,倒也算是简单的快乐。感觉得到,这个小女孩是多么地向往外面的世界,我仿佛成了她和外界连接的重要方式。

2013年以后,我们的联系就少了,我知道她在镇里读初中。因为她没有手机,我也联系不上她。2015年,我先后两次去龙阳村做田野调查,去她家都没有见到她,只是知道她去丽江打工了,平时都不在家。

村里人告诉我,村里很多小姑娘和男孩,读到初中就出去打工了,有去县城的,有去丽江的,去的最远到深圳、广州等城市的工厂里。


2016年初的时候,云秋加了我的微信,通过微信,我们算是联系上了。她在朋友圈里发的东西不算多,可是,有一些却总给我别样的触动,其中一条是她过生日时留下的三张自拍照,明媚灿烂的女孩,她自己写下这样的话:“祝自己越来越年轻,越来越漂亮”。此外,我们聊天很少,聊得也很客套。我知道,长久没联系,生分了。也或许,她长大了,跟我怕是没什么共同话题。


那天,我嘱托先生去看她,先生告诉我进门找她时,云秋正在洗衣服。才一见面,她马上就认出了先生,说,“叔叔,你们终于又来龙阳了。”寒暄未完,她家屋里就传来了婴儿的哭声,她赶忙跑进去,一会儿就抱着一个小孩出来了。先生告诉我,云秋还是瘦瘦的,个子比五年前高了一些,但脸庞稚气未褪。抱着的小孩,眼睛亮亮的,很可爱。

之后我跟云秋通了电话。她告诉我,她2012年小学毕业后,随即去了镇里读初中,读完初二,不想读了,要出去打工。

虽然家里人极力劝阻,但她依然在2014年年末的时候,去了丽江,在同村人的介绍下,她去丽江市花马路上的一家餐厅打工。那一年,她17岁。

在这家餐厅,她每个月可以休息两天,每个月的基本工资是2200元,如果当月餐厅生意好,老板会给他们一点奖励,一般是100至200元左右。在餐厅还有一份收入,就是工龄工资,每干满半年会增加50元的额外工资。

也就在这家餐厅,云秋认识了她的男朋友。大约半年后,她就怀孕了,到今年3月,她在县城生下了女儿。她说,在县医院住了四天,住院费花了2000多元,买小孩的各种生活用品又花了2000多元。之后就回到了龙阳村家里带孩子,现在女儿都7个月了。她男朋友没在家陪她们,现在去香格里拉打工了。

云秋说,在家里带孩子方便点,她爷爷、爸爸和妈妈能帮忙照顾。之前,她去过两次男朋友家,他家答应让儿子到云秋家上门了,因为他家有两个儿子,而云秋是独生女。这样,做上门女婿就顺理成章了。

我问云秋男朋友会来龙阳村吗,她很是迟疑地说,先打工吧,以后再说。或许,等小孩大点了,自己也可能会去打工的。

云秋1997年出生,今年20岁还不到。她的年纪和我侄女一般大,我的侄女还如小女孩一般过着校园单纯的生活,做着美好的少女之梦。而云秋,却已经成了7个月大的孩子的母亲。


似乎美好的梦想还没有完全褪去,生活就已经只剩下了每天操持的家务和照料的孩子。



命运的无奈?

云秋身边同龄的亲戚或者玩伴跟她生活相似,她的一个堂姐,和本村的一个男的在丽江打工好上了,回来生了小孩,由于男的当时只有21岁,所以也没有领结婚证。小孩才生出来,两人就分手了,结果堂姐的爸爸拿着斧子去那家算账,闹得很厉害。堂姐他爸那个时候已经查出了癌症,不久就离世了。现在那家男的根本不管小孩,小孩一岁多了,堂姐要出去打工,只能把小孩交给外婆带。她们一家就三个女的,又是三代人。


云秋告诉我,她在龙阳小学读书的同学,一共14、15人,有3个上了高中,两个初中毕业后读技校,其他的基本都没读完初中或毕业就到外地打工了。她们班有8个女生,只有1个读到高中,班上有一个傈僳族女生,小学毕业就嫁人了,那年17岁。

事实上,这样的情况并非只是在云秋的同学中存在。在龙阳村,除了少数学生能读高中、技校和中专,大部分都是初中之后就出去打工了。村里很多女孩早早就嫁出去了,也有一些小伙子会把外地姑娘娶回来。有些人甚至有了小孩,却因为法定结婚年龄不到,所以在村里没有请客,也无法领结婚证。

在和云秋几次的通话之后,我们似乎又恢复了原来的熟络。这时,云秋才对我道出了难言的苦衷,其实她和孩子的爸爸已经分手了。她说,从孩子出生,孩子爸爸都没有给过钱。孩子出生后,他也没有在身边照顾,期间去了一次贵阳,说是要做生意,但没有资金,还责怪云秋不跟他一起去会泽找他爸妈办贷款。

今年6月底,来过龙阳几天,两人谈不拢,就说分手了,他男朋友说要把小宝宝带走,云秋不答应。此后,男朋友再没什么消息了。孩子出生后,孩子的爷爷奶奶打过几次电话,问孙女的情况,但从来都不提给钱的事情。云秋说,现在自己也没法出去打工,全靠爷爷、爸妈的低保以及挣来的零星钱过日子,还养得起这个孩子。说到这里,我听到电话那头云秋的哭声,这哭声,突然提醒我,她原来也还只是个孩子呢。

在去年年末,云秋回家待产时,村里就传言他找的男人“良心不好”,不要她了。于是,村里一户没有找到媳妇的大龄青年找上门来,愿意把她娶回家做媳妇,并且说,她一过门就可以有现成的房子,可以负责她的生活,包括坐月子、请满月客等。

云秋的亲戚也觉得这是最好的选择,在家人的合力劝说下,她答应了,可第二天那家人到镇里买齐了上门提亲的东西,云秋就反悔了,让那家人空忙了一场。云秋说,这件事情让大人们都很生气,说她不懂事。我无法揣测那时的云秋心里在想什么,我知道,她的想法,其实也是无处可说的。

云秋爷爷一直很疼爱这个唯一的孙女,每天帮她带小宝宝。她说,爷爷跟她说了好多次,既然和那个男的分手了,就重新找一个本村的,这样总会好一点。云秋说,她跟家里人讲不会再重新嫁人了,她要自己带着孩子过。


我问云秋将来怎么办,她说自己也没想好未来该怎样过,只知道现在什么地方也不能去。听得出,这其实是云秋无奈又伤感的叹息。这些,也似乎与她的年龄极不相符。




无数个云秋

每次和云秋的聊天结束,我都很感慨。眼前那个活泼、灵动,对新鲜事物充满了无比好奇的小女孩仿佛还在我眼前晃动,却不曾想,如今只是听到她哀叹“现在只能带孩子了”,这些,都让我和19岁的年轻妈妈难以联系在一起。

在这些年自己调查过的乡村中,有太多和云秋一样的女孩,怀揣美好的想象,渴望摆脱当下的生活,融入到一个新的世界中去。这个时代的特征,就是不断在向人们抛出各种诱人的“新的生活形式”,并且,随着今天的商品、信息、人力流动加速,使得人们的空间移动也在加剧。年轻的农村女孩较之以前有了更多的自由和选择,她们中的很多人会选择到城市打工,却很少有人真正在城市能够扎下根来。

外出打工,如果遇到一个中意且不错的对象,那么,这个女孩可能也算是幸福的。但是,也有相当一部分女孩和云秋一样,几年以后,她们或许依旧会带着满目的茫然与失落重返家乡,甚至,身边还多了一个孩子。往往在这个时候,看到她们哀叹和脸上的泪珠,你会觉得这种伴随着个体选择的多样性和自由度带来的改变,似乎也变得很不稳定和具有风险。

诚然,现代社会中任何人在追求自由和机会的同时,多半也难逃某种风险。这种风险,相较男性而言,女性尤其是底层女性会面临更大的冲击。或许,我们较容易观察到底层女性在今天的确能够步入更广阔的生活空间,与更复杂的社会环境产生互联,但是,我们却无法真正去理解和体会她们的自身境遇和她们的内心世界。

茫然、苦痛、失落、梦想,农村女孩的这些,谁来关注和书写?城市,给了她们太多的想象和希望,却又在她们能够接近城市的时候,无情地将她们又重新抛回原来的生活。生活日复一日,她们和母亲辈的生活似乎并没有太本质的改变:年少做母亲,守着孩子,把自己曾经的梦想收藏起来,永远放入隐匿的角落,从此,不再被人提起。我似乎都能预见云秋未来的命运了。

在回想云秋的故事时,突然想到了卢卫平的诗《在水果街碰见一群苹果》:

它们肯定不是一棵树上的/但它们都是苹果/这足够使它们团结/身子挨着身子/相互取暖,相互芬芳/它们不像榴莲,自己臭不可闻/还长出一身恶刺,防着别人/我老远就看见它们在微笑等我走近,它们的脸都红了/是乡下少女那种低头的红/不像水蜜桃,红得轻佻/不像草莓,红得有一股子腥气/它们是最干净最健康的水果/它们是善良的水果/它们当中最优秀的总是站在最显眼的地方/接受城市的挑选……

我觉得,云秋就好像那个“苹果”,依然新鲜、健康、纯洁。可是,她的命运,最终也只是返回家乡。当然,不能说返回家乡就意味着不好的状况,可无法忽视的是,在这进城市-返乡的过程中,她们的主体性体验已然发生了变化。只是,在村落里,她们的渴望和诉求无法讲述,也不知可以向谁诉说,甚至,她们也不知道该诉说什么。



《苹果》剧照


我想起云秋的姨妈,在云秋坐月子时,姨妈经常过去帮忙做饭,结果惹得生病的姨爹不高兴,和姨妈吵了好几次架,说她不管自己和刚成家的儿子。今年4月初,两人又起争执,最终导致她姨妈一气之下竟喝了农药,自杀身亡。

当我听到云秋姨妈的悲剧,会禁不住想她姨妈当时心里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一种折磨,最终让她选择了这种决绝的方式?我想某些时候她和云秋一样,内心也无从找人诉说吧。

云秋的故事还在继续,或许还有着无数个云秋。很长一段时间以来,男性体验以及他们的活动一直都是人们讨论和关注的中心所在,事实上,那些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,她们有着怎样的女性体验,我们似乎并未真正去面对和审视。我不知道,如果将这些女性的主体体验置于我们的观察之中,那么,今天的时代和社会会呈现出怎样的一种图景?
(李云秋为化名)

作者 | 云南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 孙信茹
编辑 | 石勇 sy@nfcmag.com
排版 | Iris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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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文刊于《南风窗》2016年23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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