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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解局】用红头文件号召生二胎?背后没那么简单

2016-09-22侠客岛


宜昌火了。


先是几天前,9月18日,宜昌市卫计委网站挂出一封公开信,呼吁市直机关事业单位的共产党员、共青团员,“年轻的同志要从我做起,年老的同志要教育和督促自己的子女”,宣传生育两个子女的好处和一个子女的风险,引导群众负责任、有计划地生育第二个子女。


网上马上出现吐槽:当初说一个孩子好,现在又说一个孩子有风险,怎么说都有理是吧?




不知何故,宜昌卫计委官网上的公开信9月22日上午突然撤下了。一挂一撤之间,折射出三四线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困境,也反映出政府、社会对生育问题的复杂心态。


其实,30多年前,在提倡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,红头文件和公开信的号召对象,也都是首先面向党员和团员,这是政策推行的策略问题。时代不一样,面对的问题也不同。彼时是要控制人口过快增长,现在则要解决人口红利消失、老龄化社会快速到来的问题。


因此,除去对方式的戏谑和嘲讽,这封公开信背后倒是有深刻的人口和经济问题值得我们重视与探讨


1980年

小城尴尬多


宜昌公开信,背后有心酸。生还是不生,看似是各个家庭的选择,背后却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——政府鼓励也好,限制也罢,其实都受制于此。而作为人口流出地的三四线城市来说尤其如此。


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着诸多矛盾和困难,比如劳动力供给短缺,北上广深作为人口流入地,对此感受并不深。而其他城市,尤其是三四线城市,就有招工比招商难的切肤之痛。


人口往外流,当地人又不愿意多生。宜昌公开信中就写道:“进入新世纪以来,我市人口形势发生深刻变化。全市呈现超低生育水平,平均每个妇女生育的子女数不足1人。”


事实上,2015年8月,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组成的课题组,就对宜昌的生育现状做过一次调研。结果显示,宜昌育龄妇女人均有 0.72 个孩子,其中城市育龄妇女人均有 0.69 个孩子,农村育龄妇女人均有 0.74 个孩子2014年,宜昌总和生育率为 0.79 ,按学术界标准属于超低生育水平。数据显示,从 2000 年到 2014 年宜昌市生育水平总体呈现持续下降趋势——同时,该地生育率长期保持在较低水平,已连续 20 年处于 1.0 左右


低生育率的结果是,能挣钱的人越来越少,随着老龄化的深入,花钱的人越来越多,摊上这种事儿的城市当然着急。




一线大城市,是劳动力、资本、技术的流入地,即便经济大环境不好,就业、投资、创新都有足够的支撑,也能过好自家的小日子。但是区域发展不平衡,在经济趋缓的背景下,让马太效应显现得淋淋尽致。今年中国经济五大任务——去产能、去库存、去杠杆、降成本、补短板中,随便拿出一个任务,对于三四线城市来说,都够喝一壶的了。


说到底,没有人,发展是万万做不到的。更要命的是,遭遇到低生育率的宜昌,并不孤单,因为,全国都是如此。


前述调查组之所以选择宜昌作为样本,就是因为其具有典型意义从经济发展程度来看,宜昌既包括经济发展相对较好的县域,也包含经济发展相对较差的县域;宜昌所辖各县市地形结构丰富,既有可以生育二孩的少数民族自治县,又有实行“一孩半”政策的县市——换句话说,对宜昌市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分析,对全国的政策分析都具有参考价值。




一家俩娃好


虽说在全面两孩政策和“猴年生娃好”观念的双重作用下,今年不少地方都出现了产床紧张、建档困难的情况,但若放长远看,伴随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,我们的生育率、生育意愿齐齐下行,才是大势所趋。


按照人口学规律,一个国家或地区,一旦总和生育率在2.1的替代水平下,就意味着进入了低生育率阶段。总和生育率是指该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,每人平均的生育子女数。2.1意味着,只有一家两个娃,整个社会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才能保持平衡,人口结构才可以保持稳定,就不会走入老龄化社会了


数据显示,现在国人的生育意愿不是一般的低。历史上,解放后到20世纪70年代,总和生育率通常处在5—6的水平上。现在呢?有学者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算出,全国的总和生育率事实上已经多年低于1.5了




根据联合国统计的数据,2005—2010年间的总和生育率,世界平均水平为2.6,剔除最不发达国家后,发展中国家为2.5,发达国家为1.6,中国是1.4。


所以,低生育率的帽子,中国无可争议地戴上了。


黑锅谁来背


有人说了,低生育率是因为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。事实上,低生育率的锅,不能单让计划生育政策来背,尤其不能主要由它来背。为什么呢?


1957年,马寅初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,做了题为《新人口论》的书面发言,提出经济社会发展是出生率提高、死亡率降低的因素。


马老的观点,放在今天也不算过时。研究发现,计划生育政策、人均GDP水平、人力资本水平是中国生育率急剧下降的三大推手。但这三个变量在不同时期,对生育率下降产生的影响,并不相同,呈现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。



一方面,生育政策对生育率下降的影响,边际效果渐趋下降。另一方面,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和人力资本积累,对生育率下降造成的影响日益增强。——道理很简单,人们要么忙着挣钱,要么忙着上学,读完硕士还要读博士,生孩子的事自然就往后推了。同样,生孩子,可能还要面临抚育成本、买房就业、医疗教育等各种压力,也可能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。


从这个意义上说,“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”;反过来,贫穷就是最好的接生婆了。黄宏、宋丹丹的小品《超生游击队》里有句台词说得好:“这日子真是越过越穷,越穷越生。”


有学者在江苏进行了数年的人口调查,结果发现,在假设不受政策限制的情况下,平均每对夫妻期望的孩子数大概是1.7个,也就是说还是显著低于2.1的替代水平。这意味着,即使将来不再限制生育子女的数量,生育率回归到高水平的可能性也非常小了




少壮不努力


生育问题,背后连着经济问题。生育水平高,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、比重不断提高,从而保证劳动力充分供给和高储蓄率,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红利。反过来,就是不少三四线城市今天遇到的情况:光出人,不进人。第一次人口红利已经快吃干榨净了,怎么延续?




第一,充分挖掘现有劳动力的供给潜力,比如清除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性障碍,推动农民工市民化。


三四线城市的劳动力不是往大城市流动吗?那么,给三四线城市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,就成了顺理成章的选择。开了排水管,再不开进水管,池子很快就干了。就算进水速度慢于排水速度,也能争取时间——做好第二条。


第二,当前这一代年轻人,得成为拥有更充足人力资本的劳动者,不仅能适应产业结构变化的要求,而且能够在未来具备延长工作时间的能力。


延迟退休是未来的必然选择,用陈独秀的话说是:“其是非甚明,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。”但绝不能在当前临近退休的人口身上做文章,因为中国的老人,不像欧美发达国家的老人,具备较长的受教育年限和较高的人力资本,而是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脆弱地位,容易产生“沮丧的工人效应”。


第三,公共服务能力和质量都需要提升。如果人们“生不起”,或者生了之后“养不起”,生育率走低的趋势依然不会改变。以宜昌为例,调查组设计了不同的“激励政策”,结果显示,与孩子教育有关的政策最容易得到人们响应。因此,调研报告分析称,“如果公共服务不先行、不到位,即使生育政策放开,很多家庭也不敢轻易生育二胎,生下来就是给社会添堵、然后在社会受苦,成为家庭放弃二孩的重要原因”。


因此,未来的政策方向,应当建立二孩抚育公共成本分担机制,提高相应的财政支持,稳定承接开放性人口政策带来的公共负担。


文/田获三狐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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